Lot 847

成交價(人民幣)：4,945,000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書款

尺寸：9.2cm. Diam.

收藏

英國瑪麗·哈姆斯沃思夫人舊藏

紀錄

紐約佳士得，1994年6月2日，編號416（其中之一）
紐約佳士得，2014年3月20日，編號2213（其中之一）

參閱

《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琺瑯彩·粉彩》，上?？茖W技術出版社、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9年，頁81，圖70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臺北故宮博物院，2009年，頁313、314，圖II-114
《金成旭映-清雍正琺瑯彩瓷》，臺北故宮博物院，2013年，頁185

簡介

拍品器形、尺寸均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洋彩瓷仙鶴長春盅、故宮博物院藏清雍正粉彩梅花紋小碗相同，且款識字形結體與后者一致，乃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洋彩茶圓，殊為少見，不可等閑視之。
茶圓胎體輕薄，略呈墩式，內底微微鼓起；外壁繪洋彩什錦花卉，芙蓉、梔子、鳶尾、朱頂紅、番蓮等六種中西花卉以翻轉卷曲的枝葉串聯，并輔以嘉禾。繪畫技法具有典型的西洋巴洛克風格，加之使用粉色、黃色等洋彩彩料，強調色彩渲染的層次過渡，更真實地表現花卉質感與色彩。其中番蓮和以深淺不同綠色繪制的枝葉，與乾隆初年燒制的洋彩瑞芝洋花紋尊紋飾具有明顯的傳承關系。
拍品紋飾中有一株稻穗穿插在各色花卉之間，此禾苗一莖生二穗，古人謂之嘉禾，歷來被視為祥瑞，以彰顯人君之德。雍正帝重視祥瑞，尤其在即位初年利用各類祥瑞以證明其繼承帝位是順應天意。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郎世寧于雍正元年九月所繪《聚瑞圖》，雙穗谷與并蒂蓮同時入畫，題識“謹匯寫瓶花，以記祥應”，明確指出畫作表現雍正御極后“符瑞疊呈”的景象。為迎合圣心，御窯廠也將祥瑞元素用于裝飾官窯瓷器，拍品紋飾融合嘉禾與西洋花卉，既蘊含頌圣之意，又反映出此時期宮廷審美融匯中西的時代風貌。
瑪麗·默奇森（Mary Murchison，1930-1993），生于美國，為英國報業傳奇家族之成員羅瑟米爾子爵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的夫人，生前是著名慈善家。


西風東漸·承前啟后
雍正洋彩的時代背景與地位
洋彩，唐英在《陶冶圖說》中明確指出：“圓琢白器，五彩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彩……所用顏料與琺瑯色同……”可見其與琺瑯彩系出同源，因繪畫技法模仿西洋而得名。據雍正十三年（1735）《陶成紀事碑記》所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闭f明在雍正晚期，洋彩燒造已頗具水準，唯傳器少見，尤顯珍貴。
此一新瓷器品種發軔于特殊的歷史階段。在十五、十六世紀，隨著新航路的開辟，歐洲各國相繼派出傳教士前往異國進行活動，其中遙遠的中國是他們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明末清初時，涌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于宗教之外，他們也將西方的科學、藝術、手工技藝帶入中國，開啟了西風東漸的浪潮。受此影響，清代宮廷藝術在繼承傳統外，也兼容并蓄，孕育出新的審美好尚，經過康熙、雍正時期的發展，中西合璧的風格最終走向成熟，于清代工藝美術史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技術、藝術創作都有著頗為濃厚的興趣，從中文文獻、傳教士信函以及相關文物中均可窺見一二。如《清圣祖實錄》中記載，康熙對數學的興趣源于清初的歷法之爭，“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庇诳茖W技術之外，西方傳教士、商人等帶入中國的各類工藝品同樣引起了康熙皇帝關注，其中畫琺瑯制品脫穎而出，成為康雍乾三代帝王孜孜以求的藝術珍品。
外國傳教士在面對皇帝喜好時表現得非常微妙。一方面為了迎合帝王，進而獲得對傳教活動的寬松政策，他們將畫琺瑯作為進獻康熙帝的必備禮物之一，另一方面又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視皇帝希望能請精通此技者來華的期待。此時畫琺瑯技藝已不再單純是奇巧之術，對技術的掌握事關帝王及國家的威嚴，“此雖陶器，其成否有關政治”，可謂一針見血。
隨著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其內部在對待中國傳統習俗上產生了爭論，此種“禮儀之爭”成為清廷與教廷之間沖突的導火索，最終康熙下令禁教。加之一些傳教士參與到康熙晚年的奪嫡之爭中，雍正皇帝登基之后禁教令變得更為嚴格。與康熙早中期相較，雖然大環境趨于緊張，但是雍正本人依然對西方的藝術與工藝饒有興趣。故宮博物院所藏《雍正帝半身西服像》及《雍正行樂圖冊》之刺虎一開，畫面中的皇帝均頭戴卷曲假發，身著西洋服裝，造型在清代帝王肖像畫中絕無僅有。而從皇子賜園升級為行宮的圓明園，在改建、擴建過程中也融入了不少西洋元素。
至于對瓷胎畫琺瑯的興趣，雍正更甚乃父。在皇帝的熱切關注和主管造辦處的怡親王直接主持下，不僅彩料煉制成功本土化，而且顏色種類更趨豐富，焙燒、繪畫等工序也有了長足進步。從清宮檔案的記載可以看出，雍正帝對琺瑯彩瓷的要求涉及造型、紋飾、色彩等方面，可謂巨細靡遺。在雍正中晚期，琺瑯彩瓷的燒造水平終達高峰，“將來必造可觀”成為現實，并將中國傳統藝術詩書畫結合以及西洋裝飾元素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巧妙融合。后者即可視為洋彩先驅，為雍乾時期洋彩瓷器大放異彩奠定了堅實基礎。
故宮博物院藏雍正洋彩鏤空團壽蓋盒以及上海博物館藏雍正洋彩綠地描金花卉六方尊式瓶，工藝精湛，紋飾、技法均具有明顯的西洋風格，正是雍正洋彩之杰出代表。至乾隆初年，洋彩瓷器進入成熟階段，數量增多，裝飾更富麗繁縟，根據宮廷檔案記載，洋彩和琺瑯彩瓷同樣一一配匣、配座，足見對乾隆帝而言，二者地位相埒，代表清代盛世制瓷的最高水平。
綜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洋彩正是西洋畫琺瑯本土化過程中孕育出的一枝奇葩，乃承前啟后的重要環節，地位舉足輕重。